我是一名媒体人，也是一名忠实的文学爱好者。从媒体人的视角读夏学海长篇报告文学《老兵仁心》感到格外亲切，收获颇丰。这部报告文学的成功，在于它用真实的笔触证明：伟大的灵魂无需虚构，平凡的生命亦可铸就永恒。作者以笔为炬，不仅照亮了周仁甫的“仁者之路”，也为报告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凝聚时代精神提供了经典范本。
老兵写老兵，精神传承的“双向奔赴”
夏学海与周仁甫的相遇，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老兵对话”。夏学海早年曾在工程兵部队服役，转业后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这段经历赋予他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与扎实的纪实功底。而周仁甫作为新四军老战士、教育工作者、慈善家，其一生与时代洪流交织，成为作者笔下“存史资政”的鲜活样本。两人的忘年之交，不仅是个人情谊的延续，更是对“老兵精神”的共情与传承。耗时五年，四次深入采访，积累两百余万字资料，以近乎田野调查的严谨态度，作者将周仁甫的生平融入中国百年变迁的宏大叙事中，既是对个体生命的致敬，也是对集体记忆的抢救性书写。
这种创作视角的独特性在于：双重身份的共鸣。作为退伍军人，夏学海对军旅生涯的切身体验，使他对周仁甫的战争经历、奉献情怀有着天然的共情；作为作家，他以“藏”与“真”并重的报告文学理念，既克制地呈现事实，又在细节中暗藏价值判断。例如，书中引用周仁甫1940年所作的战时诗歌——“泥塑木雕坐排排，八路草铺挨神台”，以原生态的文字还原历史场景，既保留了个体记忆的温度，又折射出战争年代的集体坚韧。
非虚构写作的“真”与“深”
《老兵仁心》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其非虚构叙事的突破性。作者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将报告文学的“真实”内核推向极致。
通过三类素材构建文本可信度：一是周仁甫的私人文献（如诗稿、日记、捐款票据等）；二是沉浸式的田野调查，访谈记录；三是历史档案的佐证。例如，书中对周仁甫自费修建12座爱国主题纪念亭的记述，不仅列举了具体时间、地点与捐款金额，还通过受助学生的回忆，展现这一善举如何成为爱党爱国爱军教育的“精神地标”。
在表现手法上，作者巧妙运用“以小见大”与“叙议结合”的双重写法。塑造了周仁甫的“怪”：离休后甘当门卫、捐款至存折仅剩个位数、用柴草烧饭——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细节，被作者提炼为“超越常人人格”的象征符号。而穿插其间的议论，如“一滴水虽小，却能折射七彩阳光”，则将个体行为升华为时代精神的隐喻，引导读者从“感动”走向“思考”。
平凡的高标与信仰的力量
周仁甫的形象塑造，是《老兵仁心》最动人的精神内核。他的一生跨越了农民、军人、校长、慈善家等多重身份，但始终以“共产党员”为第一标签，以“一辈子为人民服务”为己任。书中通过三个维度展现其人格魅力：
一是战争年代的赤胆忠诚。16岁投身新四军，历经10余次战斗，面部被弹药永久性灼伤，却无怨无悔。作者以“土炮点火”的惊险场景，刻画其临危不惧的军人血性。 二是和平时期的无私奉献。离休后建立仁甫奖学金、助学金，捐款30余万元建立碑亭，自费宣讲红色故事，签订遗体捐献协议。这些行为被作者归结为“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坚守。三是生活态度的极致朴素。衣袜缝补、柴草烧饭、拒绝迎送排场，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与慷慨助人的反差，凸显其竭诚奉献，不求回报的“无我”境界。
作者并未将周仁甫塑造成“高大全”的完人，而是通过矛盾性细节增强真实感。例如，他在学校当门卫时，发现一个孩子把花盆拿回家，他就去追赶孩子，这是一种粗暴的做法，他主动向孩子们做了检讨。家人对周仁甫“捐献遗体”的执念引发亲情冲突，他在签字前说服子女：“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我做的太少了”。这种并“不完美”的真实，反而使人物更具血肉。
一部镌刻时代精神的教科书
《老兵仁心》的社会价值远超文学范畴。笔者认为，它回应了三个时代命题：
一是红色基因的传承普及。在娱乐化、碎片化阅读盛行的今天，周仁甫的故事以“自编教材”“红色宣讲”“文艺说唱”等接地气的方式，将革命传统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为青少年树立了可触可感的精神偶像。二是道德重建的现实需求。书中记录的56张捐款票据、12座纪念亭，不仅是周仁甫个人的善行，更构成一种“道德示范”，激励普通人“不以善小而不为”。三是老龄化社会的价值重构。百岁老人周仁甫以“萤火虫”自喻，拒绝“养老即享乐”的刻板印象，展现了老年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重要性。
《老兵仁心》的创作延续了自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以来中国报告文学“为小人物立传”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突破。它不再局限于人物与事件的表层叙述，而是通过深度挖掘精神世界，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叙事有机融合，为我们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凝聚民心所向提供了经典范本，也为报告文学的创作开辟了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