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105周年，在相关的纪念活动中，著名评论家王干，提出“汪学时代已经到来”的论断，引起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2025年5月18日下午，“汪学公开课”第一讲在高邮市汪曾祺纪念馆开讲，首讲人为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汪曾祺研究专家孙郁教授。他曾任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出版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三十余部，他的讲课内容为《汪曾祺与新京派文学的形成》。记者根据录音整理文字稿件，以飨读者。
新京派呼应了新康德主义思潮
京派的特点是审美的现代性与启蒙的现代性的统一，这种资源迎合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思潮。实际上，李泽厚的康德研究纠正了黑格尔的本质主义思想，将主体性问题引入思想界。而在审美方面，重新发现废名、沈从文，契合了这种思潮。从根本上而言，京派文学属于新康德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它在民俗与语言方面对于人的命运与社会问题的揭示，补充了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的表述，整合了五四以来人文主义的精神元素，其审美判断与朱光潜、沈从文、林徽因都有相近之处。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出现是历史链条的一次衔接，或者说，左翼精神与新京派思想，已经不再是对立的两面，它们交叉的部分成了的审美的生长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京派的出现推动了京派文学的研究。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有张中行、徐梵澄、舒芜、陈平原、止庵等。文学界代表是汪曾祺、端木蕻良、宗璞一大批人。张中行《顺生论》一书关于生命哲学的认识，许多从“苦雨斋”主人那里来，他的大量著述在延续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徐梵澄的古典学理念，打破了一般的学科界限，显得比“苦雨斋”群落更有气象。
汪曾祺与同时代人
在汪曾祺所处的时代，还有一些和他同行的人。
端木蕻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中，端木蕻良成绩引人注意。汪曾祺对于端木蕻良是颇为欣赏的，以为自己的文字不及他精妙。这自然是谦虚之语，不过也说明端木蕻良在那时候北京作家心目中的位置。但是在新京派作家中，端木蕻良的影响一直不及汪曾祺。端木蕻良不是回到日常，而是走入神秘和高不可及的山路。而汪曾祺则还在人间烟火里，于市井与野地中，生出苏轼式的仙气，与读者的距离近。汪曾祺散文的神韵，是受到端木先生影响的，比如回忆人物的文章，善于从细节出发，在平淡处露出学识。汪曾祺颇为喜欢。我们看他谈沈从文、金岳霖，也用了类似叙述方式。但端木先生的文章，还保留着时风里的某些概念，而汪曾祺没有，完全是一清如水，显得更为纯粹了。所以，端木蕻良是身后寂寞，汪曾祺则火遍全国。
还有宗璞，曾经也受过左翼影响的宗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的写作里，精神跨越了早期精神的藩篱，父辈的西南联大的经验和己身所历所感，使她衔接了更为多元的思想传统。其小说多了旧式京派没有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而精神趣味则留有废名、汪曾祺相似的痕迹。长篇系列小说《野葫芦引》延续了帝都文人古老的遗绪，但感时忧国的一面也历历可见。《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接野葫芦引》写得百曲回环，千云暗月。古老文化的精善秀雅之气缭绕其间，而忧患之音流淌，看出知识人的一种情怀。
还有张中行，晚年的张中行一直为普及老北大的学术思想默默笔耕。他在总结五四以来的传统时，对于鲁迅精神与胡适传统同等对待，而那些描述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废名的文字，也有很深的学理支撑。张中行既是京派的作家，也是京派的研究者。他以为民国作家中，“苦雨斋”群落是不该忽视的传统。《负暄琐话》《负暄续话》所展示的古都文人的命运，让人想起古代笔记，有人从中读出《世说新语》的味道，也是有道理的。张中行的知识谱系，不是俄苏的，哲学上喜欢康德和罗素，诗文则在六朝与宋明之间，对于自己的老师周作人的古希腊研究与民俗研究亦存心得。北大的传统对于他来说，一是在知识论层面可以究天人之际，而在审美论方面则遵循个性，凝视内心的深处。
较之于张中行的怀旧心绪，汪曾祺对于“苦雨斋”资源的借用显得意味深长。一是文章观念的沿袭，对于六朝、晚明的文章观念有诸多心得。一再提倡文白相间的新文体，恰是废名、俞平伯等人坚持的观念；二是对民俗学的看重，小说与散文间的方言、习俗、信仰的描述，呈现了丰富的人间图景。这似乎也呼应当年歌谣调查的遗绪；三是对于儿童学的看重，在风俗里体现童心之美。游戏里的无意义的意义，乃是中国士大夫文学里稀缺的元素，这些对于功利主义文学都是一种消解；四是重新认可非正宗的儒家的价值，从更高的层面肯定原始儒学的朗健、平和之风。在复杂的文化之中，不再选择偏激主义的思潮，而是以中和之音，表述内心的宁静之美。这四个层面的精神借用，不但使民国时期京派的传统得以重新审视，重要的是成了新京派作家克服精神痼疾的一剂良药。新京派作家的写作深化了对于“苦雨斋”传统的认识，而且那些沉睡的灵思在今人的现实忧患里被重新召唤出来。
张中行虽然在九十年代颇为红火，身后也没有汪曾祺那么有名气。这可能是他的界限过于分明，坚守“苦雨斋”的传统，思想上沿袭罗素、康德精神。对于激进文化持批评的态度。
汪曾祺与张中行比，学识略逊，而并不在观念上划线，对于各种流派，咸能视之，取其佳者而用之。前者钟情于朴素的儒学，后者则注重西方哲学与佛学，有《顺生论》《佛教与文学》行世。
汪曾祺为何能够成为新京派的代表人物？
首先是汪曾祺脱离了旧京派的象牙塔气。汪曾祺与南星不同，南星欣赏白洛克、露加思、劳伦斯，大概是审美方面的不合时宜。他们置身于现代社会，其表达却是现代社会的异端。南星的作品没有泥土与市井气，这限制了他的审美的宽度和深度。汪曾祺在旧式风景里，揉进了广大的民生之色。他的古老的街市里的风景，是活的。
此外，汪曾祺将精英的变为民间的。看周作人写“吃茶”的文字：“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用的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刚从沙漠里走出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了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汪曾祺写“吃茶”：“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雕了花，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 真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极粗，亦怪！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茶可入馔，制为食品。杭州有龙井虾仁，想不恶。裘盛戎曾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谱》说俳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
两相比较，汪曾祺的文字就很通俗，很民间烟火气息。
汪曾祺的写作具有先锋气，主要是看到了对于生活荒诞感的描述。比如《八千岁》中的个人信条在生活中的尴尬，“概不做保”“僧道无缘”的理念的破碎；还有《关老爷》儿子不幸的根源，是父辈生活积习的结果，关老爷的平常里的荒淫，乃社会悲剧的基础。
汪曾祺还具有儒家式的个人主义，汪曾祺在《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创作生涯》中写道：“有一个评论家说我写的一些人物的恬淡自然的生活态度有老庄痕迹，并推断我本人也是欣赏老庄的。我年轻时确是读过《庄子》。但我自己反省了一下，我还是较多地接受了儒家的影响。我觉得孔子是个很近人情的思想家，并且是一个诗人。我很欣赏曾点的志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沐浴乎沂，风乎舞，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超脱的，美的，诗意的生活态度。我欣赏宋儒的这样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五四新文学中，儒家与个人主义是对立的。但汪曾祺却在二者间找到平衡。
汪曾祺的文字提供了现象学的标本，以描述取代解释。汪曾祺曾经在《卖蚯蚓的人》中写过：“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
高明的小说家或叙事者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扎根在他的智识无法穷尽的现实领域，刺穿一个个自欺欺人之观念的钟形罩，以按其内在节律、自行其是的语言，唤醒或识别自己身上所拖带的世界，产生一种全景式的恢宏视野和如临其境的现场感。具备了随时转化、调整已知的一切的能力。现代小说家体验他所体验的一切，以其完整的、抵达某种极限的想象力，将零星、偶然、杂乱的日常生活编织或整理成有序的“一次经验”，让叙事在一个完整的世界里进行，赋予人物强有力的生命，从庸常生活之流中萃取那永恒不朽之物，或指向一些值得敬畏的、比自己更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