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毕业于水利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河海大学教师，后任河海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2013年，朱辉投到文学最温暖的组织怀抱：taptap下载的游戏。此时，距离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已过去近三十年。
在三十余年的业余创作中，朱辉发表了四部长篇，近百部中短篇。他的目光及笔触所及，很多皆是熟悉并早已漠然了的俗人琐事：来自苏北小镇的同乡间的友谊与暗斗（《双风灌耳》），一个小城画家欲说还休的一段情事（《动静》），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和女编辑间的一份暧昧（《对方》），或者，只是校园里的一次意外风波（《狂风大作》《棕色药瓶》），一个退休教授临死前的短暂生活（《红口白牙》）……朱辉不动声色地叙述着这一切，他的叙述贴近对象的琐细与庸常，似乎并不在乎情节中隐含的冲突，他只关心那些与人性、人的隐秘心理相关的细节，尤其留意的，是这些细节背后蕴藏的意义……朱辉的温情掩藏在文字背后，他用温和的理性处理一系列现代性主题。所以朱辉是有亲和力的，他不仅讲故事，我们的境遇、现代人的境遇在他的故事中都能够得到同情和理解。
中华读书报：您的创作线索多来自哪里？《万川归》的写作缘起是什么？
朱辉：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的，听来的，看见的，甚至一段音乐，一个笑话，一个梦，都可能是一个作品的缘起。我的感觉是，一个作家，生活直接给他提供素材的机缘，一辈子不会超过个位数。《万川归》是我第五部长篇，此前的《我的表情》《牛角梳》《白驹》《天知道》，都是2000年前后写的，像发了神经病，一口气写了四个。差不多二十年后，我才动念写《万川归》。二十年，经历了太多的事，似乎有无数的话要说。许多人映着二十年的时光，一直在我眼前晃动，并逐渐清晰。作家应该有一双异于常人的眼睛，我看见了他们晃动的身影下，太阳和月亮的阴影，我看到了他们的心，或者说是他们的心跳与我自己的心脏产生了共振。这种共振渐渐有了节奏，有了旋律，也有曲调也有情。我进入了状态。
中华读书报：曾在河海大学学习水利专业的经历，对于小说创作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吧？在把握题材方面，是否游刃有余？
朱辉：水利专业的学习经历，对我所有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万川归》里，归霞和丁恩川就是水利专业出身。对这个行当我有基本的了解，可是在写作过程中，我还是要请教我的同学，他们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大半辈子，他们才是行家。我曾为没有读中文系而遗憾，但其实除了文学，有一个其他的专业也挺好，它冷不丁或者随时在支持你。如果没有学习水利的经历，《七层宝塔》中有关国土规划的理念我可能就不会有。在小说里也就几句话，但这几句关涉到土地和河流。李敬泽曾在一次会议上蹦出一个词：空转现实主义。那次会议我不在场，是会后别人转述的，我吃了一惊，他总是能语出惊人。对这个词当然有多重诠释，但我想，一个长篇，里面的人物，故事，最好能够落实，倒不是我有写出百科全书式小说的野心，而是人物、情感、思虑和慨叹，必须有所附丽。这个时候，在几个人物中设置一两个水利行业的人，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但这不是一本关于水利行业的小说，书中有好多人物，有教授，有律师，有保姆，涉及的行业除了水利、政法，还有房地产和出版业。我在大学和出版社工作多年，知道不少所谓秘辛，这些都不是问题。
中华读书报：小说讲述1960年代出生的人30年的生活历程，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分别来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还有一个人生活在京杭大运河边上。而这几条大江大河最终都流向大海，“万川归”，小说的寓意大气磅礴。在驾驭这部长篇的结构和表达主题方面，您有怎样的寄托？
朱辉：我在小说开篇就描绘了从飞机上俯瞰的景象，几条大河在国土上流淌，最终归于大海。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校还不叫“河海大学”，是“华东水利学院”，其实学生不止来自华东，全国都有。“流域”和“水系”是水利最基本的概念，我把几个人物的出发地安置在几个主要流域，是自然而然的。
百川归海，在中国，大江大河向东流淌，是因为国土西高东低，这是规律，是高程问题、空间问题。时间上，光阴一去不再，人由小变老，也无可违逆。几个人物三十年的成长，必然跟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大潮，在潮涨潮落中发展。中年以后，我对“命运”两个字越来越感兴趣，国家的命运，群体的命运，职业的命运，个人的命运。我希望写出命运感。
中华读书报：小说提到电影《庐山恋》曾风靡全国，女主演张瑜换了四十三套衣服——这些细节是真实的吧？ 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感觉流淌着一种怀旧的情绪，同时也记录了时代变迁中资本的扩张、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您在写作中，觉得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朱辉：《庐山恋》中承载的文化因素很适合我这本书。《庐山恋》1980年开始上映，张瑜确实换了43套衣服。这在刚从“蓝蚂蚁”着装社会走出的中国，是石破天惊的。印象更深的是，女主角居然通过纠正男主角的英语发音而相识，进而通过I love my motherland,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的清晨）来传情达意。1981年我在上大学，每天爬到清凉山上背单词。电影中的这个场景跟清凉山十分相似，只不过你即便大声说出这句英语，也不见得有姑娘来应和你。怀旧是一种老年病，略微年长的怕是都会有点怀旧，轻重不同而已，这就说到写这个长篇最难处理的问题了——时间。时间跨度三十多年，很漫长，也很丰富繁杂，但并不是什么都能写。我悟出了结构对筛选材料的意义，我捋出了时间线，大事记，为了结构，我想了一年多——摒弃所有杂务，连短篇都只写了一个。突然有一天，脑子亮了。我兴奋地看见了还一字未落的长篇的雏形。长篇的结构有很多种，比我们看到过的各种建筑物还要丰富诡异。我希望能有点新意，最好是别人从来没有这么干过，这非常难，简直是狂妄，我努力了。
中华读书报：您对于笔下的主人公，持有怎样的态度？ 万风和、归霞、璟然都是有病的，是身体的病，也是时代的病？
朱辉：没有什么万事如意，疾病或欠缺就是人生。据我所知，人到中年，体检报告上毫无问题的人大抵是很少存在的。几十年的打拼，奋斗，当然也包括消耗性地享受，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病痛。万风和、归霞、璟然身体都有病，丁恩川、周雨田等人也有暗疾，即便像个天选之子的李弘毅，他身体极其健康，但也遭遇了无妄之灾。但我本意上并不想揪着具体疾病不放，我真正关注的是过程，是趋势，是过程中的悲欣交集和趋势的庄严沉着。
中华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年，您觉得自己的写作在哪方面变化最大？
朱辉：心态更好了。对文学、对人生的理解更稳定，可能也更深了些，表现在写作上，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
中华读书报：国内的城市题材小说不如农村题材成就大，您怎么看？我认为《万川归》达到了新的高度。不知您本人有怎样的写作目标？
朱辉：中国有漫长的农业农村史，中国的城市还处于发育当中，城市题材的作品也许没有写农村的作品成就大，但这是暂时的，情况很快会发生变化，甚至逆转。不得不承认，农村题材的作品，有时会天然地让人高看一眼，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褒奖，但对写作的人来说，不要考虑这个比较好。写作是性情的事，与做人一样，太精了其实是笨，做你自己就好，适合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好才是王道。所谓“新高度”，首先应该是我自己的新高度，我的认知是：这部长篇，达到了我目前的最高水平。写的时候，我深知话不可说破，情不可越界，总之我尽力了。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自己的城市题材的作品具有怎样的风格，在同类题材中有何特点？
朱辉：概括的事我做不好，能说出的是：写城市或写乡村，其实都是写人，区别只在于文化传统和生活、生产方式。我特别有兴趣的，是人们习焉不察、熟视无睹的裂隙处。
中华读书报：您希望成为怎样的作家，对自己未来的创作有怎样的期许？
朱辉：我曾经说过，一个小说家，如果能写出五个优异的短篇，或一个优秀的长篇，那他作为一个作家就不枉此生。写每个作品，无论长短，都应该不遗余力。我希望能写得更好。
（来源： 《 中华读书报 》（ 2025年04月09日 11 版；鲁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