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命运多重奏——汤成难小说创作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山东省作协主席、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发有对汤成难笔下的两类故事印象最为深刻：一类是以《奔跑的稻田》《河水汤汤》《麦子秀了》《麦田望不到边》等为代表的乡土题材，一类是《东北虎》《月光宝盒》等与动物发生关系的作品。前一类，“写的都是比较动荡的乡土，但她写得很放松，”黄发有说，汤成难像一个土地的精灵，能在动荡中把握内心的安宁，从而让写作充满了内在张力。但后一类作品，能感到叙述者和人物一样也散发出紧张的感觉。黄发有进一步指出，其实这两类题材都有乡村作为基底，“无论写城市还是乡村的小人物，里面都能看到乡村、故乡的影子。”

　　故乡、乡村作为一种底色承托着小说的敞开与显形。“今天多数人的创作是没有背景的。”省作协副主席、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说，“但汤成难有，她打破了我们习惯的城乡差别，可以理解为‘乡土中国’，带有这样的文化背景。”

　　“她在乡村看到人对待世界、对待生命、对待劳作的态度，如何一点点在城市里也化成同样的认知方式，比如劳作，比如怎么处理难以释怀的事情……在汤成难的小说中，乡村和城市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说，汤成难从来不把乡村和城市隔开，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都是现实生活，“不过是劳作、偶尔的幸福和难免的悲苦。”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在当中看到了平民主义精神，“她写百业百态的人，不仅写平民的活着，还写平民的情怀，平民的尊严，写平民自己的精神生活和自洽的生活状态。”

　　汤成难的小说世界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切换，根本上说，她关注的是人的生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蕾将其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创伤与疏离，创伤构成叙事的出发点和原动力，由于创伤，人物缺乏向外辐射的能量，表现出疏离；二是经验与心理，致力于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抵达寓言和象征的层面，侧重对人物心理情绪的描写、对关键场景的设置和把控。比如《咏叹调》中，死亡到来之时，母亲在他的怀中睡着了，象征着生命的闭环；三是流动与静态，整体上非常安静，但静态中又能感到人物有强烈的流动欲望，小说中常出现“出走”的行为。“她写的多数是边缘人或底层人，冷静、克制，带有一种抒情性。”

　　人物在状态上是沉默的，行动上则往往或寻找或逃离，小说在动与静的光影中保持着深邃的节奏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注意到，“她的很多小说写的是没有语言或语言很少的生活，人与人之间不是通过语言来探索和交流的。”　

　　“语言稀少”并不意味汤成难热衷塑造原子化的离散个人。事实上，“关系”是其小说十分重要的维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曹霞指出，汤成难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把不同的命运放置在同一个叙事空间之中，彼此呼应、回响，形成“命运的多重奏”。从写作技法上说，主要通过情节、人物关系等层面的“重复”“映衬”来达成，面对困境的时候，“每个人都像《红鬃烈马》的红桦树那样，虽然孤独地成长，最后却走到一起，连成一片。”

　　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进一步指出，不同于当下很多写作在气息和思想性上的“弱”，汤成难的小说有一种气魄和内在的力量感。他引用阿甘本《论友爱》中“友爱是先于一切分割的共同-分割……正是这种无客体的分享，这种原初的共感，构成了政治”，认为汤成难在处理很多人和人如何共处，以及人如何存在的时候，不仅是情感上、伦理上的，还提供了一种政治性的思考。

　　在展现人物心事和达成和解的过程中，汤成难表现出一个江苏作家的细致和耐心。如《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荟版副主编饶翔所说，“她很注重写理解的过程，”，一方面通过写小说理解她的人物，同时她的小说呈现过程是人物之间相互理解，通过写人物之间的相互理解也使读者理解人物。她写普通人的生命困境与救赎，叙事的声音是低沉、平缓的、内敛的，是理解的腔调。

　　省作协副主席汪政将这些都视作早熟的汤成难对世界怀有的悲悯心和同理心。他指出，汤成难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有一个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显在的是空间、时间、职业甚至是生物的类别、人物的关系所形成的两两结构；而内在结构则是同理心，是最后达到的认同、理解和同情，这个同理心是通过不同的时间、空间、类别的无限接近和渐进推演而达到的。　

　　“不管写乡村、城市，还是边地，汤成难写的都是一类人，是被困在石头里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刚说，因此她的小说呈现出很强的隐喻性和寓言性，这也体现在她大量地写动物，《子弹穿越南方》中的猫，《天幕骑兵团》里的猴子、牛、鹦鹉、蛇，《东北虎》里的老虎，《麦田望不到边》里写牛，以及反复写到的动物园……这些象征着人的不同状态，象征着人从自然状态到接受规训。“寓言性让小说非常耐嚼，但读下来会发现有一些重复，这些不同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汤成难小说的寓言性引起了会上专家的反复讨论。刘琼认为，这种处理反映出一种“本质化写作的倾向，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运为主要关注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认为，汤成难的写作与“强主体、强情节、强逻辑”的传统小说反其道而行之。他向上追溯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指出黑格尔关于精神获得绝对知识的过程的阐释，到后来变得越来越突出其社会化意义而淡化其心理学意义，从而现代小说大多表现为“强主体、强情节、强逻辑”的成长小说，而后现代作家又不断拆解这一写作传统。汤成难的作品里没有强主体，比如《奔跑的稻田》的父亲是可以被置换掉的，作为现代的主体也可以被置换掉，被换成猴子、东北虎、稻子，其小说某种意义上有强烈的装置感，她把现实进行了高度的情感化、审美化和心理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提示，汤成难“写的是有普遍命运下但没有个性的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修行者式的写作。她早期小说的人物或家庭大都残缺不全，但她没有把这些悲惨的遭遇处理成苦难，而是写成一种“普遍性的丧失”，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残缺、遗憾或不足，由此凸显出早期的主题——逃离与寻找。在这个过程中，修行者的写作呈现出意义，主人翁形成自我的觉知，重新理解他人、达成和解。但刘大先并非完全在正向意义上看待这一点，提出“没有个性的人的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不够的了。”

　　写作进化论：一个作家的中年转型

　　汤成难的小说有丰富的褶皱，不能用单一的概念简单盛放。比如尽管她的写作有本质化倾向，但经验仍是她写作的支撑点；她有江苏作家和缓温厚的特征，又并非地方性所能概括。刘大先就认为经验性质感是汤成难的优点，她的理念有丰富的经验性描写作为支撑。

　　独特性有时也带来相应的局限。评论家不讳言汤成难书写的不完美之处，比如，王尧注意到汤成难写作时大多采用第一人称，而第一人称要向外敞开，会涉及到“我”与人物的关系如何搭配，处理不好，小说里的关系容易固化；杨庆祥和崔庆蕾认为汤成难对于死亡的处理有些轻，“在文学中，人不应该那么容易死亡”；黄德海认为作品可以更加深广，《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认为近期写作在中短篇中承载了过多宏大叙事……她的写作仍在进化，有臻于更加完善的可能性。

　　汤成难从2011年前后开始创作，十余年间，出版了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抗战》《只有一个乳房的女人》，以及短篇小说集《一棵大树想要飞》《月光宝盒》《飘浮于万有引力中的房屋》《子弹穿越南方》等。回望她的写作之路，何平认为2019年的《奔跑的稻田》具有重要意义。这篇被很多评论家认为是“杰作”的小说，当年即赢得诸多关注。“在批评家严格的视野里，自那以后她每年在中国文学界都有两三个存活下来的小说。”一个作家的起跳点未必是她的最大发力点，到了现在，她的写作已经自觉到了发力的地方。

　　汤成难的发力与转换还在持续。曹霞对比2022年的《月光宝盒》和2025年的《子弹穿越南方》，分析其中的变化：一是“内向、腼腆、怯懦”的人，从集中出现到只作为个别存在；二是叙事空间从一个村庄、一个县城等封闭空间，变成草原、沙漠，乃至无边界空间。

　　同样在这里，何同彬看到了汤成难的中年写作转型。“进入中年写作状态，不意味着变得完全成熟，而是变得动荡。”在他看来，汤成难的近期写作又有新的开拓：一个是增加了写作的复杂性、时代感和当下性；一个是集中处理自身的乡愁，乡村叙事和童年叙事的比例很高，她的乡村不是一种地方性的乡村，而是一种本质主义乡村。“汤成难的写作有好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更像詹姆斯·伍德所谈的生活性。”

　　省作协副主席朱辉在“名师带徒”计划中担任汤成难的导师，他说，汤成难谦逊、勤奋、低调，他曾和她讨论，精微的生活和辽阔的旷野之间当然是两部分，但作为小说家必须认识到这两端在小说里要体现出一种融洽，由此有了《摩天轮》。“她是江苏文学纽带中的一员，她的写作有江苏文学一脉相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