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之星 | 林培源：奇崛日常中的隐秘涛声

　　导语
　　青春是生命之泉的涌流，青年是文学发展的希望。江苏作协历来重视青年文学人才的发现培养，通过组织培训、学历教育、文学评奖、青年论坛等多种方式，帮助青年作家、批评家成长成才。2019年起，先后启动两轮“名师带徒”计划，推出“文学苏军新力量”“江苏青年批评拔尖人才”等人才梯队，进一步建强文学苏军方阵。省作协下属四大期刊同样把青年文学人才培养列入办刊重点：《钟山》举办全国青年作家笔会并联合《扬子江文学评论》举行扬子江青年文学季，设立面向全国青年作家的“《钟山》之星”文学奖；《雨花》坚持做好“绽放”“雨催花发”栏目，承办“雨花写作营”；《扬子江诗刊》设置“新星座”“早知潮有汛”栏目，每年评选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推出江苏十佳青年诗人，举办长三角新青年诗会等青年诗歌活动；《扬子江文学评论》推介优秀青年学者的批评文章，连续七年组织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2023年起，深入高校文学院举办学术工作坊……江苏作协多措并举，囊括新鲜“青年面孔”，凝聚青年文学力量，展现文学薪火相传的独特魅力，见证一代青年作家、学者的探索与创造。

文 | 林培源

　　时候不早了，刘恪从一阵拉扯的抽动中睁开眼，被右手手腕上紧绑的绳索勒得生疼，他知道，儿子醒了，世界经过漫长的停顿又重启了。他睁开眼，看到儿子坐在床边地板上，布条绕过他的颈部，在左边肩膀突起处隐没。光线透过窗帘射进来，房间半明半暗，叫人生出穴居动物般的荒诞感。

　　刘恪醒转过来，肢体感觉比昨天更钝重了些。一天中，儿子大部分时段是醒着的，他就像湍流里的石头，在静止中被时间裹挟。刘恪无可奈何地意识到，他老了，过了缺觉也能生龙活虎的年纪，儿子却不同。他难以置信，人的体内怎么可以蕴藏如此充沛的能量，在绳索圈定的固定范围内，儿子以一种非正常的姿势行走坐卧、吃喝拉撒。这一切使他更像一头被缚的野兽。

　　儿子站起身，差点将刘恪拉下床。他往后扯，儿子定住了，回过头呆呆望着他。

　　如果没有这道绳索，儿子就会走出家门，冲上大街，堵在路中间，朝急速驰来的车辆飞奔过去。刘恪尝试用铁链将儿子双脚绑起来，但过不了一天，儿子的脚踝就会被勒得血肉模糊。最终他不得不解开锁链，结束这种对待重刑犯的残忍方式，也终结了自己形同“狱卒”的身份。

　　现在，刘恪的右手和儿子的左手由一根粗粝结实的绳索捆在一起，绳索两头各有圆环，棉布缝制的圆环里塞满棉花，被几股铅线固定在绳索上，紧紧缚住一粗一细两只手腕。起初刘恪不懂这种捆绑的技艺，也排斥这种畸形的捆绑。在不辨方向的拉扯中，他和儿子手腕上的皮肤都被磨出血来。流血的皮肤痊愈后结痂，又在下一次的撕扯中破开，日子在捆绑中，从一个起点，到另一个起点，如同无限重生的莫比乌斯环。

　　在别人眼中，儿子是一个低能儿，一个病患，是一截露在腰间溃烂的盲肠。只有他这个做父亲的拒不承认这点，他理解的病患理应气若游丝躺在病榻上（假若他瘫痪或肢体残缺）或囚禁在房间中（假若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可是儿子四肢健全，没有患上任何精神疾病——起码他不胡言乱语，也少有躁狂妄动的时刻。这些都让刘恪笃定，儿子只是身体某些机能暂时丧失了，随着时间流逝，他会好起来的。

　　刘恪如此坚信，是因为儿子曾给这个家带来那么多的荣誉和欢乐。

　　儿子从小就是县里出了名的“神童”，他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可以出口成章。三岁不到，识得2000多个常用汉字；四岁，能够一字不漏背《三字经》和《千字文》；五岁，将唐诗宋词熟记了大半。随着年龄增长，儿子异于常人的天赋逐渐展露得更彻底。真正让他一举成名的，是十年前那场中华汉字记忆挑战赛，小小年纪的他和从各省市晋级来的24位选手一起接受挑战。全国多家电视台对比赛进行了实况转播，使得赛事变成了一场全民记忆比拼的大狂欢。

　　刘恪和妻子坐在观众席上，为儿子加油和祈祷。儿子的个头并不高，头发理得很短，神神气气的，站在聚光灯下，双眸闪闪发亮。他的镜头感很好，面对主持人的提问和“刁难”，总是对答如流，从不怯场。他的完美表现就像一台看不出任何破绽的机器人，即使出了些微小差错，也能及时自我纠正。观众和评委都对他的逻辑思维和记忆力惊叹不已。当他从容写出在场其他选手都写不出的生僻字时，更是引起了众人欢呼。最终他一路过关斩将，拿到了冠军。

　　比赛过后，一家人满载而归，镀金的奖杯，被小心地供在带玻璃门的书柜上。比赛的视频在网络上被人疯狂转发和评论，听闻消息的朋友登门拜访，请求刘恪透露些育儿秘方，市里召开的一次教育论坛，也邀请他们夫妇出席，甚至有人开出高价，要给他们在专场讲座，教授培养孩子学习跟记忆能力的方法。刘恪的儿子，从这次比赛以后，又登了省城综艺节目的舞台，给无数人带来了震撼。当地媒体记者上门采访，问刘恪和妻子，你们培养孩子有什么诀窍。刘恪说，天赋就像基因，是与生俱来的，但后天的悉心培养至关重要。妻子笑着说，我们没有让孩子上过一天的辅导班，他是自学成才的。记者还想追问，但都被刘恪阻拦下来。儿子就这样被他们带着，从学校，到电视台，又从电视台，到了市民大讲堂。奇怪的是，面对蜂拥而来的围观和称赞，儿子却异常平静，他沉浸在一个隐秘的洞穴中，自动屏蔽了周遭的喧嚣，除了比赛，余下时间上学放学，和普通的学生没什么两样。如果不是因为在升旗仪式中受到校长表扬，谁也不会察觉到，他们身边藏着一个天才。

　　但是，刘恪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昔日的神童会突然“生病”，没有任何征兆，就像一棵树被拦腰砍断，停止了生长。刘恪想起那个下午，儿子放学归来，双眼哭得红红的。他和妻子觉察到了不对劲，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子哭着说，有个成语，我忘了，不会写。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妻子说，不会写也不用哭！儿子继续道，我记得“战战兢兢”的，可就是写不出来。刘恪疑惑，怎么会写不出来？妻子追问，那你现在会了吗？儿子眉头一皱，脸一红，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说，老师罚我抄写一百遍，全班……全班就我一个人不会。

　　妻子一听，气得浑身发抖，抓起手机就要打电话给老师投诉，被刘恪制止了。

　　晚上趁儿子睡着了，刘恪偷偷翻他书包，鼓鼓的书包塞满了教材和作业本，他找出作业本，拧开台灯，纸上密密麻麻抄的全是“战战兢兢”四个字。儿子写得很认真，工工整整的字铺满了格子。他想象儿子趴在课桌上抄写的情景，胸中生出许多疑虑和闷气。刘恪还记得，儿子三岁时学认这个成语的样子。现在，这个《诗经》的成语，从纸上跳出来，跃入眼帘。他的眼皮被刺了一下。他满心的怨恨，凭什么让我儿子抄成语？他是拿过全国记忆大赛冠军的啊！他越想越气，急不可耐地翻查作业本，渴望从里头寻出些蛛丝马迹来。纸上那些笔画并不复杂的字，越看越陌生，汉字的形和意长了脚似的，猖獗而狰狞，每一个字都歪歪扭扭的，像是要爬出来。他不敢和它们对视，生怕这些张牙舞爪的汉字，会一口咬住他。

　　刘恪将作业本胡乱塞回书包，像怯场的士兵那样吓得落荒而逃。重新躺回床上，他的心跳得飞快。眼睛一闭上，就全是密匝匝的字，它们长了脚，横冲直撞地将他围起来。以前，刘恪从未觉得让孩子熟记汉字是件多么可怕的事，他想起以前父子俩经常玩猜字游戏，只要他给出谜面，儿子很快就能抓住谜底，乐此不疲。他认为儿子能有今天的成绩，和他的寓教于乐分不开。可是这一刻，面对眼前的幻象，他禁不住怀疑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妻子醒过来，见他翻来覆去，问他，怎么没睡？

　　刘恪说，我刚刚去翻儿子书包了。

　　妻子说，有什么发现没有？刘恪没有回答。

　　妻子自说自话，你说会不会中邪了？

　　刘恪说，都什么年代了，哪有这种事？

　　那你说，怎么会想不起来呢？明天我们再考考他？

　　刘恪沉吟了一下，让他休息吧，别折腾了。

　　妻子听完，叹口气，陷入了沉默。

　　令刘恪和妻子抓破头皮也想不到的是，后面几天，情况愈加严重了。一次语文测试，儿子连《滕王阁序》也背不出来了，他握笔的手在抖，面对空白的纸张，就像面对起伏不定的大海。

　　班主任打来电话，把儿子近期在学校的异常和他们沟通了。刘恪说，我们也不知道孩子怎么了，可能学习太累，有厌学情绪。班主任说，下月就是全国挑战赛了，能不能卫冕冠军，关系到市里的名誉。刘恪在电话这头唯唯诺诺，挂了电话，他焦头烂额地来回踱步。妻子从他紧皱的眉头中，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你说，我们是不是给孩子太大压力了。刘恪揉了揉额头，坐回沙发上发呆。

　　他们惴惴不安地等儿子放学。这一次，儿子没有和父母打招呼，进了门，书包也没搁下，鞋也没脱，一屁股坐到了地板上。

　　刘恪和妻子面面相觑，这时，儿子突然背起了《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后面的句子，堵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儿子挠着头，憋红了脸。母亲咬着嘴唇，站在他身边，想安慰他，又不敢发出声音。从前儿子读起古文来，都是摇头晃脑有板有眼的，但这一刻，他的表情痛苦极了，脸部扭曲，拳头紧握，好像在和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搏斗。妻子终于忍不住，捧住他的脸，将他往怀里靠，轻轻拍着他的肩。

　　儿子怔怔的，眼睛发红，他抽泣着说，妈，我怕……

　　现在，刘恪想起这些，心口还是一阵痛。起初他们都觉得，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他们向学校请假，带儿子去外地散心。在外地的那几天，儿子的情况有了好转，他们坐缆车，爬山，又看了不少名胜古迹，儿子就像放归山野的小动物，连脚步也轻快了。刘恪和妻子心中一阵暗喜。

　　谁也不曾料到，在外几天的表现不过是种“假象”，回来后，儿子的“病情”急转直下。起先，他的记忆出现了紊乱，先是词语，后是句子，竹笋似的，一层一层从身上剥落。每天清早醒来，他都会浑身出汗，坐在床头，不想穿衣，不想刷牙洗脸，也拒绝吃饭和上学。不管父母怎么劝，他就是不肯动弹。母亲蹲在他跟前，安慰他，有什么心事，和妈说。儿子抬起眼，母亲发现，他的眼底布满血丝，原来他一整晚都没有合过眼。

　　刘恪和妻子带他去省城最好的医院看病，医生检查了五官，也测了智力，并没有检查出什么异样。医生纳闷，他行医这么多年，从来没碰过这种怪状，眼前这个孩子，语言能力完好，也没有什么认知障碍，奇怪的地方就在于，他无法像常人那样进行记忆。

　　医生打了个比方说，孩子现在的状态，就像电脑出了故障。

　　刘恪的妻子哭了，差一些就向医生跪下，她问医生，我家孩子的病到底能不能治？

　　医生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只是开了处方，让他们到药房取药。

　　医生说，我把这个病例记下来，有新的发现我会给你们电话。临走时，医生还嘱咐道，别给孩子太大压力了，他可能是记忆太用力才会生病的。

　　从医院回来后，刘恪和妻子如临大敌。儿子拒绝吃药，他说：我没病，我不吃药。不管父母如何软硬兼施，他就是不肯张嘴。

　　妻子说，你得吃药，吃了才会好，吃了记忆力才会回来。

　　儿子摇摇头，赌气似的，眼底蓄满了泪。

　　刘恪径直走过去，拉开妻子，将她手里的药瓶夺走，一把扔进了垃圾桶。

　　他说，没有检查出具体病情前，不能乱吃药，万一吃坏了怎么办？

　　那段时间，儿子没有去上学。刘恪向单位请了假，妻子也从公司辞职，两个人轮流在家陪儿子。儿子想出门，他们不放心，只让他在家里待着。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锻炼记忆力，儿子平日重复做的事，就是坐在书桌前抄文章。他抄了满满一大本，每个字都写得极为用力。他抄写时，全神贯注，浑身的肌肉紧绷着。天气并不热，但他就像在热水里泡过一遍，汗珠从额头渗出，滴落在纸上。母亲陪着他，他抄到多晚，她就陪到多晚。刘恪看不下去，走过去将儿子手里的笔夺走，将台灯关掉。房间的光线暗下来，儿子抬起头，看着父亲，既不反抗，也不说话，只是将桌子上厚厚的一叠抄写本抱起来，搂在怀里，然后爬上床，弯腰弓背，像裹在羊水里的胎儿那样。

　　妻子被刘恪的粗暴给骇住了，她质问，这也不许，那也不许，你到底想怎么样？

　　刘恪说，你忘了医生怎么说的吗？孩子是记忆太用力才会生病的！

　　妻子哽咽，那怪谁呢？能怪孩子吗？

　　刘恪想起妻子说的那些话，再看看儿子，陷入了沉默。

　　后来，情况更糟糕了。不管接触什么样的文字，儿子转眼就忘得精光，他不甘心，硬着头皮强记，可是记得越多，忘得越快。刘恪和妻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们茶饭不思，上网查资料，到不同的医院问诊，就是无法知道孩子到底患的什么病。为了避免让孩子接触和文字有关的东西，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撕掉电器的标签，将印有说明的包装袋藏起来，停了电视，将家里的书本收到纸箱中，甚至将正对着街口广告牌的窗户也糊了起来……夫妻俩减少了说话，在儿子面前，他们用眼神和手势交流，试图人为制造一个没有语言和文字的环境。

　　有人建议他们到乡下问落神婆，他们将儿子生辰八字念给落神婆听，落神婆说，儿子本是文曲星下凡，但遭了小鬼暗算，须做法事，才能保平安。那时已是农历七月，落神婆说，鬼门关开了，中元节之前，务必做好法事。他们给落神婆包了厚厚的红包。法事就在落神婆自家的庵堂里做。儿子跪在地上，不断回头张望，母亲暗示他，头低下去。他没有遵从，只是直愣愣地盯住落神婆满是皱纹的脸。落神婆念念有词，赤着脚在庵堂绕圈。符纸烧了起来，儿子看到繁复的符号在灰烬中飞舞。最后，他们按住儿子，灌他喝下掺了纸灰的水。刚灌下去，儿子就呜哇呛起来，符水吐得一干二净。

　　他们一度放弃了救治，也因此错过了那场能让儿子再度扬名的比赛。刘恪和妻子意识到，他们这么做无异于掩耳盗铃。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文字符号，禁掉汉字，还有英文……有形的物体能消除，但无形的东西灭了还会再生。儿子头脑里装了那么多的语言符号，就算所有东西都忘光了，他潜意识里的认知仍然无法消除，而如果连这一认知也没了，儿子就彻底作废了。

　　儿子比谁都害怕这个结局，他晚上睡不着，和母亲哭诉，说看到有人伸手将他脑袋掏空了，他还说，他们抢了东西就跑了。他说话时，眼神躲闪，已经开始不正常了。刘恪和妻子无能为力，他们搂住儿子，彻夜难眠。

　　刘恪替儿子办了休学手续，离开学校那天，班主任送他们到校门口，就像送别迟暮的英雄。那群曾经以儿子为豪的同学，也远远地看着他们。妻子不敢回头看这群送行者，哪怕看一眼，都会陷入羞愧。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昔日的神童即将陨灭光亮，陷入寂灭。

　　面对父母的禁令，儿子难以理解，他想回到过去。母亲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你好。刘恪说，好儿子，你听话，熬过这一关，就会好的。

　　儿子没有说话，他不解地看着父母，像看着陌生人。

　　那段日子，儿子表面上遵从父母的命令，背地里又瞒着他们，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本《新华字典》。那是他开始认字时，父亲送他的礼物。他曾经无数次翻阅这部字典，熟悉字典上所有的字词，连字典那略带潮湿的味道，也记忆深刻。捧起这部字典，就好像捧起了过去的时光。他从第一页开始，看到最后一页。纸上留了他淡淡的指痕。他想强占所有的汉字，想变成一个巨型的字库。他天真地以为，只要占有的汉字足够多，就能抵消遗忘的啃噬。从前，他闭上眼能背出大半部字典，可是现在，他无从背起。纸上的字胡乱跳动，从这一处滚落到另一处。他置身在汉字的迷宫，顺着这个汉字，爬到另一个，想将所有方块字连起来，织成一张网。遗憾的是，他迷路了。他痛苦地趴在字典上哭，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

　　到后来，他连识字能力和方向感也丧失了，语言能力一落千丈。从哆哆嗦嗦地拼凑出一句话，到只能吞吐出零碎的单字，中间隔了不到一年。语言对这个少年施行了报复，它们脱离理智的掌控，将这个曾经占领它们的人丢在荒漠中。儿子气急败坏，将字典一页页撕下，用打火机点燃，风把燃烧的纸张吹起，窗帘布着了火，家里差些就给毁了。刘恪气得浑身发抖，不顾妻子的反对，将他锁进房间。

　　儿子在房里哀号，喉咙像含了滚烫的热水，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些什么。后来，他不知用了什么方法，竟然撬开了窗户，试图翻出去，幸好被卡住了，半只身子挂在窗台，路过楼下的人发现了，急忙呼救，这才免于坠楼的危险。

　　妻子哀求道，送他去医院吧。

　　刘恪说，你疯了？进了那个地方，孩子这辈子就毁了。

　　儿子的哭闹越来越不受控制，刘恪不忍心打他，只好想出一个下策，趁儿子安静片刻，给他喂安眠药，吃完，儿子就像被驯服的野兽那样，浑身软塌塌的，一沾床就睡了过去。

　　妻子看着熟睡的儿子，默默垂泪。儿子的“驯服”并没有让她安下心，相反，她觉得这是对儿子更可怕的戕害，长期服用安眠药，只会损伤他的脑组织。儿子已经这样了，不能再坏下去。

　　刘恪知道，生活就是从那时开始脱轨的。有一次，刘恪看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拍的是一只叫Chantek的红毛猩猩，这只红毛猩猩在人类学家的训练下，学会了手语，能够独立收拾房间并使用工具，甚至认得去快餐店的路线，知道用特制的钱币买汉堡。看完纪录片，刘恪兴奋不已，红毛猩猩的事迹给了他启发。既然猩猩可以学手语，那儿子也应该没问题。他网购了一套手语教程，先自学，再教给儿子。他想借助手语让儿子重新认识世界。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妻子说，你觉得可行，就试试吧。

　　可惜事与愿违，不论他怎么教，儿子就是学不会。他看着父亲变换各种手势和肢体语言，觉得很新鲜，龇牙咧嘴笑了起来。一阵悲哀掠过刘恪的身体，他意识到，儿子现在的学习能力，连一头红毛猩猩也不如。他越想越气，越气越恼，突然抬起手，朝儿子脸上甩去一巴掌。儿子受了惊吓，抱头蜷在地上，嗷嗷哭起来。没用的东西，父亲愤愤地骂道。妻子跑过来抱住儿子，她破口大骂，你发什么神经！

　　刘恪没有发神经，他更大的担忧是，哪天他们老了，而儿子还健健康康活着，到时候谁来照顾他？

　　妻子指责道：要不是因为你，儿子不会这样！

　　刘恪看着眼前的妻子和儿子，忍不住抹了抹眼。他想起儿子牙牙学语时，他将儿子抱在膝头，一字一句读唐诗给他听。儿子看着他，双眼扑闪扑闪的。那些错落有致的字词，掉进了他眼里，也落到心底生根发芽。那样美好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想到这些，刘恪的心揪成一团。他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怎么了。到最后，他跌入了巨大的惶惑中，苦苦维系现在的状态为了什么？儿子失去自由，作为父亲的他也失去了自由。他幻想过，如果将儿子放归深山，放归到没有社会秩序的荒野，他兴许就能像原始人那样，赤身裸体，茹毛饮血，他将重新学习狩猎和追捕，开垦荒地，刀耕火种，在另一种意义上，成长为人。

　　刘恪从回忆中晃过神来，日光爬上窗台，他从床底移出便盆，儿子立在那里，高耸的身躯像一截树桩。他扯下儿子的裤子，儿子的尿液喷洒在便盆边缘，又洒落一些在地板上。刘恪听到一阵沙沙声，闻到了刺鼻的腥臊味。他想，再过一些时日，儿子会退化到连便溺也无法自控的地步，那时，他得给儿子换上纸尿布。他想起儿子小时候，妻子小心翼翼给儿子擦屁股，然后裹上洗得白净的尿布。儿子撒完尿，刘恪帮他拉上裤子，尿道残留的液体在裆部洇出一小圈颜色很深的尿渍。刘恪拉着儿子到厨房，从电饭煲里舀了保温好的粥喂他，自己也胡乱吃了一碗。

　　日头照在了阳台上，他牵着儿子走过去。

　　这是一天中难得的光景。从阳台望下去，是条水泥路。在老县城，这样的水泥路蜿蜒纵横，切割出城市斑驳的地图；青苔从墙脚潮湿处延伸出来，爬到水泥路的阴影中。早些年，那里铺的是砖石，放学后，儿子小小的身影常在这里出没。他和小区里的伙伴们嬉笑打闹，那时他还是个健康活泼的孩子，有双耐看的眼睛和永远白里透红的肤色。他被所有的人包围着，像舞台中央永远的主角。现在，记忆里的光彩褪了色，因为常年足不出户，儿子的皮肤白得吓人，清澈的双眼也浑浊了。

　　父子两人连体婴儿般坐在一起。儿子喉咙咕嘟着不知吞吐些什么。刘恪叹了口气。妻子还没有离开这个家时，他的痛苦还有人分担，后来妻子走了，他只能和自己说话。他向儿子诉苦，儿子呆呆望着他，仿佛父亲说的都与他无关。刘恪想，很快我也不会说话了，到那一步，你我就只能坐着等死了。

　　儿子对着墙玩起了手影游戏。刘恪望过去，看到儿子双眼像反照日光的玻璃珠子。失语多年的他好像试图借助手影，再度与世界产生联系。

　　刘恪把儿子绑在阳台的门框把手，折回屋子里，拿电动剃须刀替儿子刮胡子。床头柜的抽屉开着，他取了剃须刀，又随手拉开了另一只抽屉。无意间，他撞见那里躺着一台熊猫牌录音机，灰白色，长条形，上面的按键掉了漆，连商标也模糊得看不见了。他想起来，这是以前儿子用来听诗词朗读的。他掰开后盖，找出两节电池装进去。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

　　他迅速走出房间，在屋子里翻箱倒柜。终于，他在杂物间找到了一只硕大的纸箱。纸箱被挤压得变形了，散发一股呛鼻的霉味。刘恪将纸箱抱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那里，装着大大小小上百盒磁带。磁带码得整整齐齐的，标了数字和日期。他捡出其中一盒，吹掉上面积落的灰，打开装着磁带的透明塑料盒。磁带正面，用签字笔记着“二〇〇七年八月四日”。这个日期，他没有任何印象了。他只记得，这些磁带，是儿子还没完全丧失语言能力之前，他和妻子费了很大劲录下来的，就像面对不可挽回的财产，试图抓住一鳞半爪。他们让儿子背诵所有记得起来的篇章。这是一项繁重的工程，每录完一盒，妻子就标注日期，写上标题，收进塑料盒里。这个过程就像抢修遗物。刘恪和妻子想不到，儿子的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他坐在椅子上，微闭着眼，像个坐拥无数宝藏的皇帝，享受背诵和录音的过程。磁带咔擦咔擦转动，他的声音被一次又一次地吸附进去。那段时间，儿子沉浸其中，录音成了他留存记忆天赋的证明。他明白，必须跟时间赛跑，和遗忘打拉锯战。刘恪和妻子不知什么时候是“终点”，他们既渴望早日录完音，又害怕那一刻的到来。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天，儿子终于背不出了。他坐在沙发上，像电量耗尽的机器人，停止了工作。

　　刘恪和妻子如释重负，又心怀愧疚，他们这么做，对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来说，无异于一次残酷的榨取和掠夺。刘恪将录好的磁带摊在地上，妻子找来空调的包装箱，分门别类将这些磁带一一收起来。刘恪看到，妻子眼眶红红的，她的动作很慢，她抚摸着磁带，手止不住发抖。

　　从儿子发病，到和妻子离婚，这期间屋子漏过水，装修时，家中的旧物堆到了杂物间，这只装满磁带的纸箱，也被束之高阁。后来刘恪忙于照顾儿子，也忙于和生活迎头相撞，早就忘了家里还有这么一箱旧时代的遗物，儿子的声音，就装在其中。

　　刘恪将磁带小心取出，装进了录音机。他捧着录音机，迟疑了很久，这才按下放音键。磁带咔咔地转起来，一阵噪音过后，儿子清澈的童音从里面流了出来。

　　“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是《滕王阁序》，他从那里听到了命运的多舛。儿子还没有活到王勃早逝的年龄，但上天赐给他的才华早已耗尽。他的声音稚嫩，饱含感情，一开口，古老的词语便跳落出来，在空空的墙壁和地板上滚动着。刘恪被这遗忘多年的声音包裹着，大气不敢出一声，只是静静地听着，像掉进了时光隧道。他捧着录音机走到客厅，接着调大了音量。儿子听到录音，定住了，像从这陌生的朗读里辨识出了什么。刘恪看着儿子，心一阵噗通直跳，他觉得自己捧着的不是录音机，而是儿子早已丢了的灵魂。

　　他就这么和儿子面对面地站着，“听”完了录音。磁带停下来的那一刻，刘恪捧着脸哭了起来。

　　从这一天开始，刘恪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失而复得的录音机跟磁带，成了他活着的重心。他每天例行公事，将磁带一盒盒取出来，放进录音机，播给儿子听。儿子听到自己的声音，就会安静下来，偶尔，嘴角还会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刘恪激动不安。他怎么也没想到，那时他和妻子突发奇想录下的声音，最后会以这样的方式重现在他的世界里。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试着从绳索的束缚中脱开身，他将儿子绑到阳台门的把手上，留出一截绳子供他活动。然后，像走出监狱那样，他大口呼吸着，压在他身上的那块巨石滚落了。

　　他站在客厅里，看着儿子，懊悔为什么没有早日发现这箱磁带，他恨不得现在就走出家门，告诉所有人，儿子有救了。可刚走到门口，他就停了下来，他立在那里，想开门，又不敢。他这才意识到，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出过门了，门外的世界犹如深渊。想到这里，他双脚发软，扶住墙，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儿子发病的这些年，他一直仰仗单位领导的好心。后来他办了内退，领到一笔退休金，专心在家照顾儿子。此刻他眼前浮现出妻子的脸，那张被生活压榨得干瘪的脸。孩子患病后，她一度情绪崩溃，觉得什么都毁了，半夜哭醒，扯着刘恪的手问他，我们到底造了什么孽，怎么会这样？是啊，怎么会这样？我也想弄明白。刘恪想起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奥斯卡有一天宣布不再长大，拒绝融入成人世界，整天“咚咚咚”敲着一面铁皮鼓到处游走。奥斯卡的个头不再长高，但智商和观察复杂世界的能力并没有退化，可是儿子不同，身体的成熟伴随的是认知能力的严重退化。

　　读《铁皮鼓》时刘恪还是个大学生，那时他痴迷文学，写了不少废掉的小说和不成熟的诗句，幻想着有天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大学毕业后，他的幻想很快就被现实收编了。他费了好大的气力才考进税务局，后来经人介绍，和妻子结了婚。在别人眼中，他和妻子是对恩爱夫妇。“郎才女貌”，周围的人总是带着艳羡如此评价道。刘恪也沉浸在幸福中自得其乐。他记得妻子分娩那天，医生建议做剖腹产，他同意了，家里老人家却一再坚持顺产，他们说，顺产的孩子才够聪明健康。他难以理解，老人家为何这样固执，为了孩子，宁愿让儿媳承担生育的风险。所幸最后关头，孩子顺产出来了。听到孩子啼哭的那一刻，刘恪站在产房外喜极而泣。

　　现在想起这些，他觉得儿子既是上天赏赐的礼物，也是上天抛给他们的一个玩笑。

　　这些年他花光了积蓄，带儿子跑过很多省份，看了无数的医生，知名的医学专家和不知名的赤脚大夫，他都拜访过。有时妻子陪着一起，有时他单独带儿子上路。家里的抽屉塞满了多年攒下来的方子和车票。他和妻子日复一日等待诊断结果，得到的都是无助的回答。后来，他们放弃了，他们害怕医院，害怕医生口中那些专业术语，那些谜一样的词语。

　　看不到头的生活终于将妻子彻底压垮了，连一日三餐，对她也成了折磨。那天妻子做完菜，突然站在厨房里哭起来。刘恪问她怎么了。她说，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她抓着头发拼命撕扯。他们吵了起来，妻子将这些年受的委屈一股脑倾吐出来，他也将积压多年的愤懑发泄出来。争吵消磨了妻子的耐心，也消磨了他的耐心。他忍不住，动手打了妻子。妻子捂住脸上的红印，像看疯子一样地看着刘恪。刘恪很后悔，又拉不下脸道歉。妻子哭得更厉害了，一气之下，将炒好的菜全倒进垃圾桶。

　　刘恪颓丧地坐下，不敢抬头看妻子。在那样一个时刻，他无比悲哀地预感到，生活的闸门打开了，洪水就要淹过来。

　　…………

全文首发于《广州文艺》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