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5年10月9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以表彰其“在末世恐惧中仍能通过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察力的作品,重申艺术力量”的杰出成就。
这位新晋诺奖得主的文字有何魅力?我们特转载刊发于2019年第1期的《世界文学》上拉斯洛的小说《茹兹的陷阱》,一起进入拉斯洛的文学世界……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作 余泽民译
A→B
当最后一辆我每天清晨都要在六点五十二分准时赶到溪水桥汽车站搭乘的早班长途汽车于早上七点准时将我们卸在郊区小火车站(原名“Jedem das seine!”【Jedem das seine是拉丁语名言Suum cuique的德语翻译,意为“各得其所”。二战期间,曾作为口号出现在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的铸铁大门上。其他集中营多以“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做口号】)的狭长站台上时,这股由我们汇聚而成、蓄势已久的客流——稍显滞涩,但从深处喷吐而出地——汹涌泻到那块夹在售票室、书报亭和静候已久的列车之间的三角地带。趁着列车启动前剩下的最后一分半钟,大家根据各自的兴趣有的抽烟,有的去买报纸,有的——像那几个缺少经验的新手——焦急地在车厢里为自己抢占座位,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察觉不出有任何的异常。这一天也跟平日一样在并不宁静的协调的平和中开始,而这种平和是每个人都听命于自我意识最深层的明确指令,要知道安全是服从纪律的硕果,就如需要与奖赏,是一种赢得的、被授予的宽容的脆弱状态。
我们家最新的骄傲是能够精确调设到分钟的闹钟铃声,它会准时在清晨六点二十八分将我们从不眠的梦里唤醒,起床后,先是在厕所的温暖里享受片刻迟钝的放松,然后磕磕绊绊地摸索到盥洗池前,接下来是自来水提醒似的清凉,最后我一溜儿小跑地赶到溪水桥头,胳肢窝下夹着公文包,里面装着妻子在黎明时为我精心而迅速备好的早点——今天它也作为温暖、仁慈的天使关爱的无数见证为我在因早起而导致的苦涩的混乱中指明了方向,用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为我的手忙脚乱注入了冷静的决意,当我将自己塞上那辆准时进站的长途车后,刚才那些愚蠢的抵触情绪都已荡然无存,之后到达郊区小火车站台,怀着愉悦的情绪站在同行的旅客们中间开始耐心等待列车会在七点零二分准时发车,就在列车长吹响了哨子、我正要抬腿登车前的刹那,我猛地回头瞥了一眼;无论当时还是事后,我都难以为此做出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我回头?较为准确些讲,这个动作或许只是出于不由自主或纯属偶然,假如这里边不包含任何可笑的、脱口而出的借口,或当一个由于自身的愚蠢而导致了严重事故的人在受到盘查时出于愤怒、胆怯和无奈所萌生的推脱责任的愿望。那个人站在离书报亭仅有两三步远的地方,背对着车站的墙壁,正用一种含蓄、失神的目光盯着我们这群为了抢一个好座位,或仅仅为了能挤上列车并为这三刻钟的路程找一个落足之地而相互推攘、各不相让的人。也许我以前遇到过跟他相像的家伙——破旧的风衣,梳向脑后的头发,穿烂了的旧鞋——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此之前我每次都能够保持住自己的趣味而不受他们的影响,甚至能唤醒我的警惕,使我有可能重新掌握自己尽管少得可怜但也多少能有一点的中枢系统理智的控制力;然而现在我无法将视线从他身上移开,我的腿无法移动,车厢门在我的眼前猛地撞上,列车以疯狂的速度驶出了站台,很快消失在通向首都方向的铁轨的蜿蜒、神秘的迷宫里。
这时候我没有找到,我也没有寻找任何的解释,到底是什么让我震惊于那道危险的目光(闲散的柔顺?严厉的警告?归属感的可怕匮缺?),几乎在同时,我被一阵惶恐吞噬,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错过七点零二分列车所导致的严重恶果:下一班列车将在七点三十二分发出,那意味着,我赶到单位时至少要迟到半个小时!怀着越来越大的怨恼我再次瞅了那个人一眼,随后我转过脸,真想把这该死的家伙咒入地狱!过了一会儿,我开始茫然无措地在变得空旷的站台上来回踱步,怀着逐渐升级的不安在心里暗想:等一会儿,我该怎么回答领导那习惯性的责问(“喏?”)。时间以折磨人的缓慢一分一秒地在我眼前爬行——结果自然而然——我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终于,我乘上了七点半出发的那班列车,随着火车缓缓离站,担心迟到的恐惧不仅使我忘掉了那个家伙(事实上那个人早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我连一句能够为自己开脱的愚蠢谎话都编不出来。然而命运对我格外宽容,当我终于未被察觉地坐到办公室内我的座位上时,一位同事安慰我说,除了他,谁都没有注意到我的迟到,于是,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加倍卖力地工作:我以超过预期的速度处理完一份又一份的材料,并且一趟又一趟跑到领导办公室去领取新的任务,由于他被一个会议耽搁,到公司的时间比我还晚,因此他没有猜到我上班迟到,只是对我反常的勤奋感到不解。在下午五点之前,我成功地弥补了自己早上的过失,当我们的领导投来满意的一瞥放我们下班时,我宽慰地感到:在这个无数问题和烦恼组成的世界里,其实没有任何东西能对自己得来不易的职位造成任何威胁;回程的列车在傍晚六点零七分准时进站,车顶的“辫子”正在脱线,这时候我脊背窜凉地又看到早晨的那个家伙,他站在书报亭前,正用跟早上一样充满激情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一个接一个地下车,井然有序地散开,饶有兴味地品咂这种有条不紊的高雅,要知道,我们为这种高雅付出了很多,如今我们已经无须监督、无须鞭策、无须喝喊、无须训教地——每天以同样的努力——从“相信反抗已毫无意义”的信念中汲取力量。
尽管早晨的震惊并未在我身上重新发作,但是现在一股令人难以克制的好奇心再次使我无法自控,因此我决定跟踪他,探出一个究竟,即便再冒一次将自己好不容易才得以恢复的内心宁静打破的风险。真的出于好奇心吗?更确切地说,我兴奋得就像一条警犬(我匆匆走过书报亭,然后沿着站台向前走),终于找到能够凭它进行追踪的气味。我在车站建筑物尽头的厕所门边坐了下来,我不得不承认,我实在过度兴奋,焦灼的怨气搞得我肠胃痉挛,我在第一眼看到那个人时就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从他的骨子里辐射出的那种高傲,是对一切如出一辙、完美无缺的思维的讥讽,是对所有那些高层意志的轻蔑践踏,似乎唯有这种高傲才能在这个毫无生气的世界上重新拨亮这堆行将熄灭的烬火。六点三十二分,就在下一列客车准时进站的时候,男人突然离开了他一直靠着的书报亭的橱窗护栏,点燃一支烟,从站台的深处朝铁轨边缘走去,似乎他是在等什么人;但是——我立即猜到——他根本没有等人,就在所有回家的旅客们将要下车之前,他忽然转身背向人群,迈着悠闲、懒散的步子沿着站台走开了,他从我跟前走过,下到那个唯一通向城里的地下过道,很快重又冒出地面,顺着主街,经过邮局,径直往前走。我自然不假思索地跟着他朝城里方向走,与他保持了二三十步的距离,尽管我知道自己现在只是盲目地跟踪,但我还是以最快的速度竭力从——相当匮乏的——记忆里搜集出一切可能有助于这次行动的经验,丝毫没有考虑任何难以预测的危险;因此,积聚了一天的紧张骤然升级,最终把我推进一个接一个全新的处境:当我以为,他现在会进到溪水边的哪家葡萄酒馆,我便兴奋地断定“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然而他却在小酒馆对面烤鱼店的售货窗口前停了下来,喝了一杯冷饮;当我们走到一家诊所门口时,又一个念头突然袭来,他肯定得了某种不治之症,现在他要去看医生,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不久前刚刚做出的、无可置疑的诊断结果,但是这个猜测也落了空,他这时候突然转身下到溪水旁,心情愉悦地撩着爽冽的溪水洗了一把脸,就像一位朝气勃勃的体育老师。我意识到:我没必要用这些无端的揣测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所以我决定,趁着我的好奇心还没有泯灭继续跟踪他,期待他无意中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那一时刻到来。我的这个决定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确实难以明确地判断:他是否只是漫无目标地闲逛?当然对于这类怪人来说,即使真是这样也没有什么稀奇;更不要说他的举止实在令人费解,像这样貌似全方位的跟踪,很少会取得什么真正的成效,似乎舍本求末地模糊了实质,然而对我来说——既然我已经让自己以这种危险的方式放弃了待在家中的平静安逸——恰恰因此,我必须对这种充满威胁的温和,对这种令人恼火的莽撞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当然(想来在这个我们苦心营造的世界里,许多事情恰恰出于我们的预料而可笑地发生)他并没有在溪水边耽搁太久。当我们穿过旧集市广场时,那家伙突然停了下来,像是出于某种担心,然后又小心翼翼地继续往前走,脚步时而匆促,时而缓慢,径直走向一条开向中央广场的狭窄小街。我不能判断他是否发现了我,还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保险起见,立即拉开了跟踪的距离,当然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能让他走出我的视野。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一栋早就应该拆掉的两层楼前,他蹑手蹑脚地闪身钻进门洞,我先从这座楼前走过了十几步,而后也蹑手蹑脚地跟了进去。门洞通向一个封闭的庭院,那人正顺着楼上生锈、肮脏的悬廊围栏快步行走,隐在浓稠的黑暗中,不知从哪里泛出一股可怕的臭味,我花了很大的气力才强忍着没有转身逃走。月亮恰好滑进那片被庭院切割出的漆黑夜空,借着温柔的月光我最终还是很快地发现了那个神色异样、姿势古怪的家伙,他正一手抓着走廊的栏杆,身子半蹲半倚地朝一扇亮着灯光的窗户里窥视。尽管我谨慎地提醒自己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但是这个人鬼祟的姿势——我想——很难让人误解。
虽然既感到意外,又很失望,我偷偷做出了许多的猜测,但是没有料到这样简单乏味的结局;不管他这令人厌恶的怯懦、猥琐的努力、令人反感的毫无意义的渴望究竟是因为他的情人、父母、孩子,还是他的朋友,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在他刚才那一系列潇洒、自由的举止中,确实有着某种值得人期待、了解的果断和决然,所以人们有权希望看到某种戏剧性结局,哪怕只是一匹被拴在屠案前的马。那家伙突然缩回了身子,避开了从窗内投出的光亮,过了几秒种后,他神色鬼祟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又开始透过玻璃朝屋内窥望。我扭过脸,与失望相比,我感到更多的是一种令人惬意的如释重负,因为我已经知道:或许现在我终于为自己获取到能够受用一生的、用来抵御各种欲望的卫护,另外我还弄清了,这些不幸的欲望来自什么:对自身的状况缺乏准确的了解,而这种代代相传的无知不可救药地潜伏在我们体内。或许出于习惯,或仅仅出于纯粹的无所事事,我继续在街上站了一会儿,直到那人终于尾随一个体格魁梧、头戴兔毛礼帽的老人从门洞里出来,朝中央广场走去,我也跟着挪动脚步,因为我瞧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只有六点五十一分,我想,即使我再跟踪他一段路,也不会有多大损失。
冰冷的寒风吹透了整座城市,街上只偶尔能见一两个行色匆忙的路人;我揣着同样稍感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跟着那个男人走进了一家自助餐馆,我重又感到一种年轻时曾经有过、现在已经久违了的感觉,随时准备卷入某种可能的冒险,因为出于某种淘气、令人追悔的兴奋刺激,人们总是渴望偷食禁果,我决定:既然已经来到这里,索性吃点什么。大堂里空空荡荡,回声很重,除了我和那个男人之外,刚才看到的那个头戴兔毛礼帽的老人也在里面,老人躬腰坐在一张离我较远的餐桌旁,与其说是在享用一顿寒酸的晚餐,看上去还不如说在受罪。我看到一位已经老得没牙的丑妇为那个男人打好饭,然后从厨房的递餐口探出身子,跟他寒暄了两句。后来,我趁她坐到桌边歇息的空当,小声问她:“您认识他吗?”“当然!”妇人将脸转向我说:“他叫科沃勒斯基……最好还是叫他科沃勒契克。”我一勺一勺从容地吃完盘子里的晚餐,从心里洋溢出一种满足的欢悦,因为我想到我的小家庭,我几乎看到了他们,他们等会儿会围坐在桌子旁,互相开一个个小小的玩笑,想来人不可能没有欢乐地活着。我也将绘声绘色地向他们讲述自己非同寻常的冒险。当然我没有必要隐瞒什么,可是许多事情我直到今天仍糊涂不清:比方说,我很难简单明了地讲述这个到处游窜的家伙,他们听了会怎么想?就像轴承机油里的沙子。对于这个问题——尽管现在这样的小事的确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难以回答,这个科沃勒斯基或……科沃勒契克现在到底在看什么……
日子又慢慢地过去了一周,在这个美丽、寒冷、神秘的秋日——我又搭乘长途汽车来到这个郊区小火车站,因为这一天我也不想错过清晨熙熙攘攘的欢乐景象——我在摩肩接踵、匆忙赶向列车的人流中第一次瞅见一位脊背微驼、浑身辐射出倔强的年长老人,他用他高大结实的躯体在人群里劈开一条路,很快买好车票,登上火车,并用一个不容反抗的手势迫使一位妇人将靠车窗的座位让给了他。我毫不犹豫地当即断定,这就是我等待已久、现在近在咫尺的目标。另外我还相信:这个在爱的洪流中焚烧的世界,需要一个可以无限扩展、充满生机的内核,一个衔接点,一个作为变化的源泉、可以无限聚储全部回流的积水深潭,因为我毫不怀疑,当我日复一日地将自己汇入身边的人海中时,我总是贪婪地呼吸从他们体内散发出的善良的空气,爱通常将自身的力量隐伏于阴影,只偶尔流露在那些人的脸上,暗示着某种生机勃发、难以抗拒的遥远光芒。一股突然产生的怀疑用低语告诉我,在这个人身上我可以找到所寻找的一切,即便没有找到,他也肯定是那个将为揭开世纪的秘密提供形式的人,我决定跟踪他,尽可能地接近他,我被一股旋流般的力量所席卷,像信徒一样被带到他们的救主跟前,如同一只在黑暗中被迫围着灯光飞舞的夜蛾。
接下来三天的快乐兴奋,随着因我片刻的疏忽丢掉跟踪的目标而戛然结束,可以理解,我为自己的过错感到追悔莫及,想来我只知道他的名字(“萨博”),而打听到他是一位退役军官。由于跟踪的方式很愚蠢,我只能尾随到一个很可能是他居住街区的街角(由于他很警惕,我难以进一步接近他),令人沮丧的是,从那以后我再没能在这座城市里的哪个街口遇见他。根据我对他作息习惯的了解,我敢肯定,他不可能从那天之后就没有出门,因此连续四天,我一直茫然若失地在街头徘徊;每天清晨我都赶到小火车站,几小时几小时地走在老城内狭窄的街巷里,当然大部分时间是在那些似曾相识的地方转悠,但是一无所获。持续的挫折将我压得喘不过气来,差一点就放弃了还可能再次遇到他的念头,然而就在第四天的黄昏,我一眼看到那顶我不可能认错的兔皮礼帽拐进了一条连接旧集市广场的小巷里。他很可能是在往家赶,我再不能冒一次让他从我视野里消失的风险,于是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我尽量不引起他对我的注意,所以我始终保持二三十步的距离跟着他;就这样,我跟着他拐进一条我已经很熟悉了的小街,走到一幢两层的破楼门前,他以一个迅速的动作闪身溜进门洞,但是并没有带上身后的大门。也许这么说过于夸张,但是无论怎么讲,我的这种焦虑是可以理解的,我知道门牌还不够,我还必须准确地知道他住在这幢楼里的准确位置,因此——尽管我清楚地知道,一旦被他发现,不管他是理解还是误解,我这都是骚扰行为——我鲁莽地跟着他钻进敞开的门。
走进这个封闭、朴素的庭院,我在寂静中清楚地听到他踏在吱呀作响的木楼梯上的重重脚步声,没过多一会儿,又听到一把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响,这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偷窥的最佳视角,就在最后一刻,我在二楼走廊上的一扇门前捕捉到了他被黑暗笼罩的黑色身影。木料已被虫蛀,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周围弥漫着一种特别的家的气氛;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悬廊蹑手蹑脚地往前走,生怕不小心弄出声响,我从一户户人家的门前经过,几乎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在房里熟睡的老妇们,可以听到墙上挂钟指针慵懒的滴答声,甚至可以闻到清淡的面团味道……突然紧靠他房门的窗户里亮起了灯,我知道机会来了,现在终于要揭开谜底,自从四天前我第一次看到他,就一直期待这个令人振奋的时刻。当我把脸贴到窗玻璃上时,心脏险些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因为我想,如果我透过窗户的下缘偷窥的话,最不容易被他发现,于是我蹲下身子,将头慢慢地抬起,探到亮灯的窗口。这是一间宽敞的屋子,对面墙上开有两扇高大、临街的窗户,天花板上一只秃裸的灯泡洒下昏黄的光,在门旁放着一张方凳,上面摆了一只脸盆,旁边一把水壶,再加上一张宽大、笨重的写字台和摆在附近的一个被两盏台灯照亮的木墩,这就是房内的全部陈设;没有地毯,没有窗帘,没有椅子,也没有床,只有一眼看上去虽然让人感到凄凉,但还是有明显解脱感的空旷。
幸好,萨博这时正好背对着我,斜靠着桌子,所以我可以从容地、毫无风险地仔细观察屋内的一切。过了足足有一分钟,还是什么也没发生;由于我看不到他的脸,所以不知道他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正在看什么。他身上的那件皮大衣连扣子也没有解,古怪地皱在他本来就已微驼的背上,像驼峰一样。这时,他突然挪动身子,绕到写字台后,急匆匆地在一张小纸片上记下了什么,随后重新回到他刚从那里走开的地方。我困惑地盯着窗内,那人在长长定格之后突然令人不解的匆忙举止,竟使我忘掉了起码的谨慎。慢慢的,我恍然明白:原来他是在聚精会神地琢磨那个被两盏台灯照亮的木墩子,每隔一会儿,他都要往放在写字台上的纸条上记点什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可能在玩智力游戏,可是在那个木墩上会有什么东西竟能如此勾魂索魄地吸引住他?准确地说,那不是木墩——借着明亮的灯光,我清楚地看到——那是一段六七十厘米高、已经完全朽烂了的大树根。但是,最叫人纳闷的还是他每隔一会儿所做的记录,我目不转睛地盯了足足有十几分钟,仍百思不得其解。在这段时间里,我除了又看到他几次三番的重复性动作外,还是一无所获,他在树根前一动不动地站一会儿,然后突然绕到写字台后继续往一张纸上写什么;他就这样,躬身——几秒钟的寂静——走回原位——长长的等待——在纸上记录,随后又是不厌其烦地重新开始,无休无止,在这个不断重复的程序里,没有一个动作会被颠倒,也没有一次能够分散我高度紧张的注意力。
这时候我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刺痛:原来我到现在为止都像一个愚蠢误解的囚徒,事实上,我正在观察的是一个无法用文字记述的宗教礼仪,在这个世界上,我偶然做了这种“萨博式仪式”的唯一见证人,这一组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的动作,只不过是这个仪式的表达程式,至于所选择的动作能否被人理解,其实根本就无所谓。我这么讲,并不等于说我已彻底明白了或理解了什么,但我这样觉得:我正踩着正确的脚印将自己引向超然的方向。就在这时,他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慢慢朝屋门口走来,我揣着一股从未有过的兴奋溜下楼梯,躲到庭院尽头的一个角落里。我等着他从屋里出来,穿过走廊,下了楼,穿过门洞走到街上,随后我立刻像影子一样跟上他,生怕眨眼之间又让他在眼前消失。当他推开中央广场后身的那家自助餐馆的店门时,我决定跟他进去,想利用晚餐的机会进一步观察他。萨博——在店内刺眼的灯光下——是那么强烈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以至于当茹兹大婶将饭菜递到我跟前时,我愣了好一会儿(“小伙子,刚看完电影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她已经转身回了厨房,她还得招待在我之后进店的客人。其实我根本没有食欲,之所以勉强咽下几口,只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我的目光始终没有从萨博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移开,连他眨眼时的目光也不肯放过,我在心里兴奋地盘算接下来的几天或几个星期,我可以在这个令人激动的冒险中——哪怕仅仅作为目击者——扮演一个角色。
这项——跟我预先的期待相符的——研究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我没有任何不满的理由;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最终的解决方案,但是根据目前取得的成绩看,我可以大胆宣称:成功就在不远处等着我。几年前,我刚退休不久,这些奇特的小东西偶然吸引了我的注意,起先仅是出于兴趣,后来身不由己地越陷越深,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要想真正了解它们,仅花几天几周几个月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而要付出至少几年的不懈努力,慢慢地我逐渐明白:要想承担这项必须具备超人毅力的研究任务,我需要奉献出整个余生,我必须断绝与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一切联系,必须做到这件现在已经做到了的事情,不再让那些部队的老战友打搅自己;必须重新适应一种现在已经适应了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完全沉浸到这个可以满足自己侦探欲望的避难所里。
在我观察的最初阶段,由于我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不妥当——那时,我只是去墓地、灵堂或乡村教堂进行观察——因此我的热情极少得到成功女神的青睐,后来我必须醒悟:要想使自己的研究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准,我必须避免这种依赖于侥幸的随机性研究,必须放弃原来选用的那种无望的观察方式,假如我总是将自己的努力结果依附于诸多外界因素的话,那么我的成功也只能寄希望于幸运女神的显身。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我终于找到一件最符合研究要求的原材料:那是我在一栋农舍后的菜园子里找到的,而且只有一只昆虫在里面孤独地工作;我将它运回到城里的住所,从那之后,我三天两头到乡下为它采集最适合它生活的木料。为了创造一个适于研究工作的自然环境,我在短短几星期内将房间重新布置了一遍,把椅子、桌子、床、窗帘、地毯等所有没用的东西全都运到城里的跳蚤市场廉价地卖掉。我仅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能够最有效地使木头枯朽、腐烂的特殊技术,通过这种手段,我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将对研究成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实验环境。很快我还发现:自己到处收集到的那些肤浅可怜的所谓科普文学根本就派不上用场,那些莫名其妙的文字根本就没有触及食木虫拍动羽翼鸣唱的本质,只能让人误解;更有甚者,在这些所谓的论文里,根本连Anobium punctatum和Anobium pertinax【分别为“甲壳虫”和“蠢虫”的拉丁语学名】都搞不清楚。不过,这不仅没有使我感到任何失落,反而让我从现有知识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一个自然的奥秘摆在我面前,只待我去揭开。要知道,还在我着手研究的第一个月里,就通过观察弄清了这个问题:被幼稚的天主教会称为“死亡之钟”的昆虫鸣叫声,并非像那些愚蠢的昆虫学教科书里描写的那样“只是为了引诱异性进行交配”;事实上,这种鸣叫本身就是宇宙的奥妙之一,是一种物种自身的直接表白,这使我越来越相信:“死亡之钟”每时每刻都在将庞大的信息密码传遍世界,在这种无限重复的信息密码中,每一个声节都包含着几组最重要的生命因素:在动与静,有限与永恒存在之间脆弱的分界,命运与死亡之间微妙的平衡。
这些逐日积累、令人振奋、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研究成果,都使我在无数细节唤起的兴奋和狂热中感到脊背烧灼,至今都在灼痛,已经完全切断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所有联系;咬牙切齿的诋毁、险辣恶毒的攻击和令人憎恶的欺骗,世界在这样无休无止的暴风雨中早已在我面前丧失了原有的尊严,变得既无意义,也无价值。话说回来,我又能期待什么呢?本该庄重的民众集会,如今变成了腐烂的垃圾场,而这些垃圾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将世上所有曾经高贵的东西踩在脚下,碾成尘沙。比如不久前,我从楼长的嘴里听说,我们这条街上的一些蔬菜小贩刚刚举办了一次联欢晚会,并不知羞惭地上演了一出名为《失乐园》的闹剧。我不但有着格外敏锐的听力,而且有着无法再被伤害的孤独,我的记录方法更是简明实用,无可挑剔,所以我不用担心自己的研究会被什么人或什么事件打扰,不过,除了这个正在窗外偷窥的愚蠢废物!显然,他是被我原来服役的那个部队的某个混蛋指挥官派来的。那家伙自打一个星期前在火车站引起了我的注意后,就一直像影子一样地跟着我。当然,这对我来说并不意味任何真正的威胁,我想,他之所以像狗一样地跟踪我,不过因为有人在他空洞的脑袋里钉了一根楔子。我虽然跟其他军官一样退了休,但我从不跟那些酒鬼为伍,也不参加任何场合的狂喝醉饮,我断绝了原来的一切联系,将全部精力都扑在了自己热衷的研究上,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快,不说别的,当我需要集中精力仔细观察的时候,总要留意背后有一个狡猾的黑影,我知道他已在附近的街道上找了我四天。集中注意力要求我必须彻底排除外界的干扰,如果由于我一时的走神而漏记下某个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信息密码的话,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下午六点,我稍稍散了一会儿步,那个白日做梦的流浪汉一直都在跟着我;回到家后,我立即投入工作,我刚成功地捕捉到从树根里发出的四五个清晰的信息密码,这时我突然察觉到,那个狗胆包天的家伙,居然敢伏在窗户上朝我屋里偷看,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小子胆敢这样。我想了一下,暗自发誓:如果这家伙在一个小时之内还不滚蛋的话,我非要砸烂他的脑袋不可。我走出屋子,来到悬廊,然后下楼,拐进那条通向市中心的街道。这混蛋自然紧跟我不放。穿过中央广场时,我突然决定,反正我的工作已经被打断,不如索性找个地方吃一点东西。我转到河边,走进一家自助餐厅,没等一会儿,我就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坐在离门口最近的一张餐桌旁。果然不出所料,那小子真的厚着脸皮也跟进了餐馆,他显然自以为我什么都没有察觉到,他跟我隔了两张桌子坐下,挂在鼻尖上的鼻涕几乎流到了汤盘里。我暗自思忖:这家伙过的是一种何等可悲的生活!欺骗,躲藏,偷窥,总有一天他会被人扎死在哪条黑暗的小巷;当然,在这之前,鬼知道他还会多少次被人揍个半死,如果他在十分钟后还不从我眼皮底下滚蛋,我就先要给他一次教训。我这顿饭总共多少钱?五百福林?一千?一千五?饭菜在我嘴里泛出一股苦涩的味道。不过我已经不年轻了——尽管我的体力还有,但是反应已经迟钝了许多——保险起见,等会儿出门之后,我必须仔细斟酌一下,应该选择哪一种拳法。我就这么一边想,一边一勺接一勺不紧不慢地吃完了盘中的晚餐,然后将身子仰靠到椅背上,一股脉冲似的快感贯穿了我的整条脊髓,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研究,或者说是我的生命,很快就要接近尾声。屋外,灰色淘粪车正发出欢快的突突声,肯定跟这家伙盯在我身上的僵滞、鬼祟的目光有直接的关联,显然一切就将在今天结束。
打烊前不久的沉闷,与其说三个男人在这个自助餐馆里默默地用餐,不如说在修配厂的车间里。其中一个吃的是芸豆炖肘子,另一个吃的是黄豆烩菜,第三个吃的是桂皮味的牛奶煮米粥。茹兹大婶,醉醺醺的女厨师,好奇地将脑袋从递菜的小窗口里探出来,透过厨房里热腾腾的蒸气,仔细打量这三位客人:在她斜视的眼睛里闪烁着撒旦的幸灾乐祸的光亮。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aszlo,1954—),匈牙利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出生于匈牙利久洛市一个律师家庭。曾攻读拉丁文、法律和大众教育。大学毕业后,当过乡村图书管理员,打过各式各样的短工,后又成为自由撰稿人。198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撒旦探戈》,获得成功,从此登上匈牙利文坛。之后,又写出《抵抗的忧伤》(1989)等多部长篇小说。《撒旦探戈》和《抵抗的忧伤》均已被改编成电影,在匈牙利上演。他的作品艰深,主题阴郁,常常被归入后现代派小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酷爱旅行,喜欢体验异域生活,曾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蒙古国、中国和日本等不少国家旅行和生活。他还获得过无数国内外奖项,其中包括匈牙利最高文学奖科苏特奖。